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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式定義雖經多次國內、外論壇提出討論，卻仍莫衷一是。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對此已詳加審議，並協助設立議程，期能領導討論之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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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 | |||
| 企業不應以社會責任缺乏完整定義，當成逃避社會責任的藉口。不論有無企業界合作，此概念的正式定義早晚會產生。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也體認到因文化或產業的差異，在實際應用上會有所不同，但仍鼓勵企業界積極參與討論。 | |||
| ■ 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 |||
| 企業社會責任是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但由於永續發展的概念本身已眾說紛紜，企業社會責任到底屬於永續發展的哪一部份，仍有強烈爭議。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的討論會提出以下的圖表，說明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的關係，有助於釐清企業社會責任在永續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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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時事議題-大眾期望不斷昇高 | |||
| 企業社會責任早已名列全球公共政策議程之中，且重要性日漸提高。討論該議題的驅動力通常來自企業界以外的力量，人們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的興趣日益增加，直接影響了商業行為。 這些影響表現在社會公義和環境議題的非難上。不論這些指控有無根據，都嚴重影響企業聲譽，也已導致不良後果，舉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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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費者的杯葛 • 影響固定資產，如農地及建築 • 無法吸引優秀員工，失去員工支持 • 為補救過去錯誤，造成額外支出 • 管理階層的注意力被移轉或分散，無法全心致力核心活動 • 增加營運上限制，如新的立法規定 • 籌措資金及投保困難 • 企業發展過程（生命週期）困難重重（供給鏈中下游消費者，上游廠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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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大眾認為企業漠視社會價值而對企業施壓，這些壓力顯示社會對企業和政府的期望已有所改變。這個現象的產生來自世界的快速變化，全球通訊無遠弗屆，既有的權威和社會架構受到挑戰，因此不確定感及恐懼、疑慮在舊有體制的漏洞中迅速竄升。
面對不確定性，人們開始抽離對傳統機制的信任，除非這些舊有事物能證明其值得信賴。亦即，人們從被動聽信企業說「相信我」，轉而主動要求「做給我看」。同時，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會期望的提升，人們也定下更高的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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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隨時代而變化。企業社會責任，這項企業的重要議題，可回溯至十九世紀企業的發展。企業所有人和領導者通常認定自己應負較多的社會責任，並參與社會發展或國家建設；因此常提供資金贊助房舍、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和大學的建造。芝加哥、舊金山、斯圖加和曼徹斯特等大城市裡的許多公共建築和機構，都是由前一世紀的企業領導人所捐贈的。 知名的成功企業家，例如卡內基(Andrew Carnegie)、范李爾(Bernard van Leer)、榮特瑞(Joseph Rowntree)，和許多名聲較不響亮的有錢人，皆成立基金會從事慈善活動；即使當時的政府是父權政治（照顧人民的需要但不賦予任何責任），他們仍將這些舉動視為公民的義務和社會責任，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富裕的企業家，像是透納(Ted Turner)、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許多企業，包括印度的塔塔公司(Tata)，一直到今天都仍延續這項傳統並發揚光大。 從事這類慈善事業背後的動機有兩層：道德和合理的自我利益 (enlighted self-interest)。很多宗教大力支持富人幫助窮人的觀念，早期許多企業家即發揮了傳統猶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基本精神。從古至今，社會始終期許富人會博愛地協助窮人走出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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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更長遠的動機與現在開發中國家息息相關，也就是以社會投資方式作為企業社會責任。這一部分是指企業投資於社會的同時，也尋求獲取特定的回報。 例如投資在學校和醫院，培養出受過高等教育和更健康的員工與市場，可為企業帶來長期的利潤。許多公司在非洲實施醫療和教育計畫，遏止愛滋病蔓延，其背後的最主要（但不是唯一）動機就來自於此。今天的企業逐漸視社會投資為經營的必要部分，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缺乏建立社會資產的基礎設施和能力，社會投資更形重要。這種投資可以創造出健全和穩定的商業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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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企業家的慈善為懷，仍不足以遏止當時工業社會裡貧富懸殊所招致的不滿，由於資本主義過度發達造成理想破滅，促使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意識型態出現，以及政府為社會福利與基礎建設負起更多責任的觀念。 在此時期，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不如國際政策議題盛行，有關企業責任的討論多數集中在員工權益和內部管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歐洲和日本，由企業繳納稅款而政府負責文化和社會福利事宜。 1950年代後期，消費者勢力開始興起，成為一股力量影響公司行為；到了1970年代早期，環保意識和單一議題施壓團體也相繼出現。從1980年代開始，全球政治經濟劇烈變動，加上西方政治自由論者的價值提昇，以及共產主義和其他集體意識型態的衰微，此時社會責任的議題又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 1980年代的政治傾向，促使西方社會裡的政府和企業重新徹底思考各自的責任，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此時政治思潮的主要觀念是減輕政府的責任，特別是減少由政府出資的社會福利成本和文化責任，而給予個人與企業更多的責任。 在減輕政府責任的部分，是透過國營企業民營化、減少稅務負擔、解除某些營業活動的限制（例如通訊）、縮減政府支出和補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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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回饋這多項放寬的措施，企業必須以捐助慈善事業回應；事實上即是恢復19世紀時的觀念，將社會公益視為企業責任。英美兩國的政界人士都已具體要求，企業應增加捐助慈善事業的努力，並得以減稅作為獎勵。 東歐地區共產主義瓦解，加上開發中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弦易轍，都為企業帶來新的市場與機會。同時貿易障礙開始破除（這是漸進的過程），自由貿易區也應運而生，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是最佳的例子。 在這段期間，電信科技與其他形式的電子通訊進步迅速，大幅增加新聞與資訊傳播的速度，有效地縮短各地間的距離。這些發展都有助於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攫獲新興市場的商機，並能遙控經營遠離總公司的事業。電信科技的進步也成就了著名的"CNN世界報導"，即全球的電視新聞報導連播；而網際網路也使資訊更易於即時傳送。 全球資訊得以迅速無限遠傳的同時，對既有權威、職業、與社會架構的尊重漸漸消失。如果企業評論家有什麼過人之處，就是他們的消息較靈通；這是拜全球通信、尤其是網際網路所賜。顧客和消費者的教育程度提高，能更加意識到自身的權益與對企業行為的影響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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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許多民意調查的結果，企業經理人發現大眾對他們持不信任的態度。在此同時，公司也面臨來自內部的改革聲音；這是由於世代交替的結果，年輕一輩的經理人較能敏銳地察覺到，他們個人與公司的價值標準還必須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可。 公司因此同時面臨內在與外在的壓力：要求公司應該更開放，應對多方面的企業行為負責任，並向大眾交代企業對社會與環保方面所做的努力。 隨著政府對企業界的干涉減少，要求企業透明化的聲浪也日漸升高，範圍從溝通管道到退休金皆相繼出現。無論這些紛擾不安是否合理，從一般認為業界居強勢的事實來看；許多跨國公司似乎只顧及自身的利益。即使有國際公約的規範，許多國家的立法在企業的干預下，離國際合理的標準仍有一大段距離。 近來全球歷經資本市場混亂、強勢經濟結構衰退以及通貨緊縮的威脅，世界的新經濟秩序在全球激起一陣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辯論。這也增加了企業應履行社會責任的壓力，尤其是在政治、環境皆敏感地區營運的跨國企業，或是供應鏈延伸到那些地區的公司，皆明顯感受此項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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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SR-利益均霑 | |||
| 把企業與社會分開討論並不正確。企業與社會間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企業貢獻社會；社會則是企業利益的來源。為求生存及發展，企業必須能隨時因應社會期望的改變。目前的趨勢傾向企業在享受社會賦予之自由及機會時，能以符合倫理、有所擔當的行動回報。維持這樣的信譽對企業能否生存十分重要。簡而言之，企業的生存仰賴於社會的肯定。
公司長期效益遠景看好才能造福股東。要達到這個目標，企業必須和社會達成共識，才能避免衝突，進而獲取豐厚的利潤，做法則是平衡利害關係各方需求。 要找到方法來滿足各方需求，就必須對構成社會責任的因素有更全面的瞭解，覺察力是關鍵所在。很多企業辯稱他們試著負起責任，到頭來卻因多種因素未能獲致社會的肯定，問題即源於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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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職從事商業寫作的Charles Handy對此觀念歸結如下：「不論對企業或個人而言，利益自是生存所不可或缺，而生存又是實現理想的首要之務。但是，到底是為了什麼求生存呢？若企業不能說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在外人看來，自然不過是汲汲營營於己利罷了！」 企業界因此主張以包容的方式來看待商業文化。如此一來，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便能融為一體，不致相互抵觸，這需要對社會價值有更深入的瞭解才做得到。制度化的管理方式因而更形重要，始能因應企業決策為社會及環境帶來的正、負面衝擊。 因此，企業必須體認與社會上利害關係各方進行長期對話之必要性。此方式能增進企業對社會的瞭解，做出最佳決策，還能減少企業與社會之衝突。社會穩定發展、繁榮才能為企業帶來長期利益，企業與社會一樣，都必須在穩定的環境下發展，而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明確的財產權規定，則為穩定之要素。在這種穩定的市場裡，顧客的消費能力與選擇自由才能充分得到發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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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造股東價值 | |||
| 社會價值對創造股東長期利益十分重要。企業經理人必須考量並滿足更多人的個別需求，將所得利益分配給股東。 欲達成此目標需調整心態，體認快速變遷的世界之複雜、多元，尋求更新、更好的管理方式。諮詢利害關係各方的意見是個好方法，可藉以瞭解議題之複雜性與優先順序，同時也能提醒企業，在享受社會所賦予之自由時，也不要忘了應盡的社會、環境義務。 以此種兼容並蓄的眼光看待商業文化，則企業可取得所需資訊，影響所及更會帶來前所未有的無盡商機。反之，眼光狹隘則只會限制商機，更會降低企業創造利益回饋股東及社會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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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財務績效與社會表現 | |||
| 企業不應視社會責任為另一項成本。相反地，明確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能增加獲利，因為可藉此提昇企業正面形象，得以避免負面形象，如此一來成本自然降低。此外，這項策略有助於結合企業和社會的價值，並能因此發掘新的商機。 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公司策略，至少要涵蓋利害關係人。若缺乏意見交流，公司只得在處理社會壓力時，於關鍵點加以妥協。而這種狀況通常是在公司無法掌控的情況下發生。這類妥協可能暫時舒緩壓力，但不見得會解決並改善公司與社會間的緊張關係，此種心態也無助於提昇企業決策對社會的正面影響。殼牌公司(Shell)在秘魯的經驗（見個案說明）說明了制訂企業社會責任策略帶來的好處，並且證明這是確實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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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展策略-六大原則 | |||
| 在檢視個案的過程中，出現一些清楚、相關的原則。以下六點是所有企業的社會責任策略之必然要件。 一、 能力建立 幫助社會發展自助的能力是企業首要之務，而且是夥伴關係的要素，這種能力建立是在社區內形成社會資產的必要部份，其成就將是可作為社會投資的評等基準。 二、 眼光長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