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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氣候變遷
企業社會責任
金融業與永續發展
中國永續發展現況
能源與氣候變遷
http://www.wbcsd.org/Plugins/DocSearch/details.asp?DocTypeId=32&ObjectId=MTgzMDQ&URLBack=%2Ftemplates%2FTemplateWBCSD2%2Flayout%2Easp%3Ftype%3Dp%26MenuId%3DMTY5%26doOpen%3D1%26ClickMenu%3DLeftMenu%26CurPage%3D9%26SortOrder%3Dpubdate%2520desc%2C%2520source%2520asc
根據在丹麥哥本哈根一場重要研討會的報告顯示，歐盟排放交易方案(EU
ETS)的營運在第一年就快速成長，交易量約為全球市場7990萬噸的一半。這場碳市場的年度盛會由Point
Carbon主辦，吸引了12000名代表與會，相較於2004年的200人，可以看出這個產業正在快速成長。Point
Carbon的報告指出，由於歐盟排放交易方案的導入，對於清潔發展機制(CDM)信用額度(credits)的需求已經明顯地增加。從量來看，透過市場，CDM信用額度對於排放減量的達成貢獻最大，這意謂著即使京都議定書沒有後續的新協定，碳市場還是可能存活。然而，來自於IT
Power的Christiaan
Vrolijk卻在研討會中指出，CDM信用額度可能無法提供每年超過4000萬噸的碳減量，他認為其他選項很快地就會在市場上與CDM信用額度競爭，像是在俄國的聯合減量(JI)方案，以及企業內部的削減，這些產品預期在排放交易方案的第二執行階段會逐漸增多。根據此報告中一份針對利害相關人所進行的調查指出，內部削減是半數受限公司所選定的主要策略，僅有歐盟的電廠以及熱工業(heat
industry)會優先透過其他方式來達成目標，包括購買CDM信用額度。在討論2012年後的全球氣候政策時，一些代表認為，設定國際的產業特定目標將是一種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有效方法，同時也要涵蓋開發中國家，才會是一個公平的方式。歐盟執委會的官員Artur
Runge-Metzger表示，其他的選項可能還包括在熱帶地區伐林的全球性協定，他說：「蒙特婁會議開啟了各種減量方式的討論空間。」然而，一位日本的官員認為：「現在討論未來的氣候架構太早了，UNFCCC的整體氛圍仍不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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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歐盟專家團體告訴歐盟執委會的環境與運輸顧問小組，歐盟執委會應該制定一個特定策略來減少運輸部門的能源始用量。在一份報告中，此專家團體認為目前歐盟在運輸部門的能源政策幾乎僅聚焦在能源效率上，其他的政策，像是跨歐洲運輸網(trans-European
transport network，簡稱TEN)從減少交通壅塞來降低能源耗用，但這個效果，卻可能因長程旅行的持續增長而被抵消。這份報告要求更多的需求面控制政策，包括汽車與貨車運輸的成本，而這樣的政策在減少能源耗用上，才會有足夠的潛力。這份報告認為可藉由一系列措施的執行，來降低10%的歐洲汽車交通量，而這些措施涵蓋的範圍，可從生態駕駛方案(eco-driving
programmes)到設定2020年前的能源耗用非拘束性目標，其他預期的衝擊包括10%的公路運輸將移轉到鐵路與內陸水路上。但一位專家團的成員告訴記者這當中的一些提案，特別是那些關於運輸形式的轉換是不可能達成的。來自於德國環境部的Karl-Heinz
Zierock表示：「這表示鐵路交通量可能倍增，但這將不符合現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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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的專家們在3月初的一場研討會上表示，開發中國家可以在不促進進一步的全球暖化下，滿足他們對電力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享有電力的人通常必須處理發電所依賴之化石燃料的高污染特性，對環境與健康所造成的威脅。世界銀行總裁Paul
Wolfowitz表示：「16億的人仍然無法進入供電路網中。」他補充：「每年有160萬人因燃料污染而死亡，其中一半是5歲以下的孩童。」普林斯頓大學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的教授Robert
Socolow認為，鼓勵發展與對抗全球暖化之間沒有矛盾。他表示：「這當然不是指把能源帶給窮人以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卻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的情況。」他補充：「目前鄉村地區的炊煮用燃料是個巨大的災難，應該將其替換為產自於生物質量的丙烷或二甲基醚(DME)。」研討會上的專家也宣揚新工業科技的潛力，以及在對抗全球暖化上全新的金融概念。碳捕捉與隔離(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科技是最大的贏家，金融市場的碳排放權交易也在會議上成為宣傳的對象。荷蘭發展合作部部長Agnes
Van Ardenne表示：「已經決定朝科技發展的道路走去的國家，必須有義務告訴世界這條路行不行得通。」例如美國就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而強調以科技來削減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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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cnnewswire.net/article.asp?Art_ID=31288&lang
日本外貿組織(Jan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於2006年3月公佈2005年2月京都議定書生效後，日本企業參與CDM與JI的狀況調查報告，共有960家日本企業回覆問卷，回收率29.9%，調查的時間為2005年11~12月。960家日本企業中，13.8%已在其業務中，導入CDM或JI計畫，42%有意願但尚未有具體方案，40.1%則在未來無意願介入京都機制。已參與的日本企業中，62.9%係因為「環保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理由，40.2%則係因為「提高商機的可能性」，33.3%係「為了達到公司或產業自願性減量目標的需要」。參與的方式中，24.2%係「銷售相關的環保產品與科技」，19.7%為「投資CDM/JI計畫」，7.6%為「排放權的仲介或銷售」。中小企業與環保顧問公司對技術銷售與排放交易特別有興趣，製造業與電/天然氣供應商則對CDM/JI投資最感興趣。最想去到那個國家投資，中國51.1%居首，印度12.8%、其他亞洲國家20.2%。共有30家公司回覆「打算投資在製造設備的節能」，最想在那個國家進行這種投資?其中66.7%選中國，顯然日本在中國的製造工廠是日本公司進行節能的大本營。被問及參與京都機制時最需要什麼時，49.3%的公司指出需要「務實資訊、日本公司的成功經驗、日本政府的努力/支援等資訊的宣導」，42.6%的公司指出「要改善公司的會計系統，提供參與CDM/JI計畫之公司的稅賦利益」，21.1%則選「建立國際社會對2013年後京都時期減量架構的共識」，20%選「規定排放上限，違反者訂罰則與額外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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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份2006年3月上旬出版，分析歐盟排放交易方案所面臨之挑戰的分析報告指出，把民航業納入歐盟排放交易方案，可能為碳配額的價格帶來巨大的增幅。這個發現駁斥了英國政府在2月份所提出的報告(ED
06/02/06)，此報告認為民航業對於排放交易方案的影響將不明顯。由布魯賽爾智庫Ceps所領導的一個產業任務小組認為，整合民航業到此上限與交易(cap-and-trade)方案中所產生的「價格效應」會是可觀的。這是因為控制飛行器二氧化碳排放所需要的成本較其他行業高，航空公司幾乎必然成為配額的純買家。Ceps表示，航空公司可能需要整個方案1%至2%的配額量，若排放交易方案也考慮民航業的非碳(non-carbon)氣候衝擊，價格甚至將進一步提升。歐盟執委會去年公開透露將民航業納入排放交易方案的初始規劃，但並無設定民航業進入的時間。Ceps表示，在2008-2012年間，也就是排放交易方案第二階段之初就納入民航業，會是個相當嚴峻的挑戰，但在第二階段中後期再納入，卻可能對航空公司產生「不正當的誘因」(perverse
incentives)，誇大其在加入前的排放量。除此之外，此報告也批評哪些在排放交易方案開始之後，仍然將超過一年的配額分配給廠商的歐盟成員國，有七個國家的政府尚未開啟其國家交易登錄系統，此結果已造成碳配額價格的上漲，因為擁有可出售配額的廠商仍無法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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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reenbiz.com/news/news_third.cfm?NewsID=30605
日本環境省推廣Cool
Biz活動，鼓勵企業界人士穿著清涼，讓辦公室溫度控制在28℃，不僅可節能、減排溫室氣體，也可提高工作效率。2005年9月30日環境省在網路上進行針對全部1,200位男女士的調查，32.7%的人指出，2005年夏季其辦公室空調的溫度較之前的夏季已調為比較不冷的狀況。環境省估算Cool
Biz活動在2005年夏季為日本減少46萬噸的CO2，約等於1百萬家戶1個月的排放量。由於受調查者有95.8%知道Cool
Biz活動，日本環境省決定還要更擴大宣傳涼
衫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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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bcsd.org/Plugins/DocSearch/details.asp?DocTypeId=32&ObjectId=MTg0OTE&URLBack=%2Ftemplates%2FTemplateWBCSD4%2Flayout%2Easp%3Ftype%3Dp%26MenuId%3DODQ%26doOpen%3D1%26ClickMenu%3DRightMenu%26CurPage%3D30%26SortOrder%3Dpubdate%2520desc%2C%2520source%2520asc
環保人士指出，歐盟2005年元月1日起實施的溫室氣體排放交易體系，對於許多私人企業而言，減量雖不大，但卻可創造巨額利潤。以法國的Rhodia化學集團為例，1998年在法德邊境Mullhouse廠投資2千萬美金，進行氮氧化物減量，產生的碳排放減量權(CERs)，在過去6個月的歐盟交易市場上，卻價值超過10億美元以上。該公司在南韓Onsan廠與巴西的Paulinia廠都有類似的減量投資，在京都機制的運行下，也都可回饋到歐盟的管制體系。Rhodia這些年來苦於高原料價格與低經濟成長的限制，現在卻可靠溫室氣體控制與交易創造高額的業外收益。法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權，可在位於巴黎，成立於2005年6月的Powernext交易所中買賣，2006年1月，Powernex單月註冊的交易量為1.9百萬噸CO2，較2005年6月至12月的平均月交易量成長163%，成長相當快。根據WWF的報告指出，德國5大能源公司把減量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這5家公司減量配額的成本最高一年為4億美元，但是轉嫁的收益，一年可高達100億美元，在2005年至2012年，甚至可超過750億美元，這項合法的利益顯然令人為之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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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bcsd.org/plugins/DocSearch/details.asp?type=DocDet&ObjectId=MTg2NjQ
中國建築材料產業協會(China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Association，簡稱CBMIA)與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在日前簽訂一項協議，將研究調查改善建物與建築材料永續性的機會。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執行長Björn
Stigson表示，這是一個邁向永續型社會的重要步驟，沒有永續的中國也就不可能有永續的世界。中國國家建築材料工業局張人為局長也表示，非常高興在這些重要的行動上，與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有合作的機會，特別是中國政府在最近批准了一個5年的新計畫，要求大幅降低水泥業與建物的能源使用。建物的能源消耗約佔全球能源需求的40%，主要的能源使用集中在暖氣、冷氣與照明。中國每年因新大樓的啟用而增加約20億平方公尺的樓板使用面積，但只有10%符合現代的能源效率標準。在中國，水泥業的現代化將提供減少能源使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與減輕空氣污染的重要機會。這個新的5年計畫要求水泥業減少25%的能源使用量，而一旦能源耗用降低了，也就有機會藉由京都議定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來產生二氧化碳減量信用額度，這對中國與外國企業來說都有好處。WBCSD於近日在美國聯合科技(United
Technologies)與法國的Lafage兩家公司的共同主導下，成立了一個建物能源效率專案(Energy
Efficiency in Buildings Project)，將從可能的節能處，以及與現有績效間的落差上，探索如何改善建物的能源使用效率，並描繪出更具永續概念之建築實務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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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bcsd.org/plugins/docsearch/details.asp?txtDocText=emission%20trading&DocTypeId=32&CharValList=32;&ObjectId=MTg2MjU&URLBack=result%2Easp%3FtxtDocText%3Demission+trading%26DocTypeId%3D32%26CharValList%3D32%3B%26SortOrder%3D%26CurPage%3D1
京都議定書批准國將於2006年5月17-25日齊聚德國波昂，開始進行2012年後京都時期全球成城的氣候變遷政策的討論，歐盟呼籲所有工業化國家都應該削減更多的溫室氣體，共同致力於的全球暖化控制在溫度上升2C以內，若要達到此目的，科學家建議2050年前，全球應削減的溫室氣體，應較1990年低15~50%，而已開發國家則應在2020年前削減15~30%。波昂的匯一，工作小組將會草擬進一步再締約國大會討論的架構，將討論的議題包括：未來減量承諾其的長短、如何處理碳匯、航空與國際貨運業的排放是否應納入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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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bcsd.org/plugins/DocSearch/details.asp?type=DocDet&ObjectId=MTg2MTU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在今日宣佈，將與領先的跨國公司聯手打造新的建物設計與建築指南，使建物無須依賴外部的電力網路提供能源，且無二氧化碳排放，同時能以合理的市場價格來建造與營運。這個產業專案係由世界最大的設備商，產品包括電梯、冷暖氣設備與商業大樓電力系統的聯合科技(United
Technologies)公司，以及世界領導性的建築材料供應商，產品包括水泥、混泥土、石膏與覆頂材料的Lagarge公司聯手領導，WBCSD並將與這兩家公司一起邀請更多的領導性跨國公司加入這個專案。根據OECD的統計，已開發國家的能源耗用中有40%是提供給建物使用，這個專案期望從建物的設計、建構、營運與拆除的各階段，改變既有的方式來達成一個偉大的目標，也就是在2050年前，新的建物將能無須依賴外部供電路網路的能源供應，沒有二氧化碳排放，同時具備建造與營運的經濟可行性。此專案將分三階段進行，每一階段所產製的報告將會描繪建築業轉變的方向藍圖。第一份報告將以現有綠建築的成功與失敗為主題進行分析，第二份報告將嘗試從一個全面性的角度，辨識出現今與未來的新機會，第三份報告則將展現出在2050年前實現這些機會的一個一致化的產業策略，特別是在中國、印度、巴西、美國與歐盟地區的實現策略。每份報告將以一年為期來製作，過程中也將與建築承包商、建築材料供應商、永續發展專家、政府代表、管制單位、公用事業官員與其他利害相關人會談及討論。綠建築已經矗立在世界各地，但現今的成本結構卻使得它無法為一般承包商所採用。這個專案將從這些案例出發，藉由與建築師、營建商、建築材料供應商和建物所有人間的緊密合作，提倡一個更永續的營建方式，而現有的建物能源效率標準將會是這個專案的起點。Lafarge的董事長Bertrand
Collomb表示：「在建築材料業中，Lafarge在能源效率以及永續營建這個領域上扮演領先性的角色已有好幾年，不僅在生產過程中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也藉由開發新建材讓建物更具能源效率。在這樣的背景之下，Lafarge已經與領導性的建築師事務所結盟，共同提倡永續營建，例如我們的夥伴，法國建築師Jacques
Ferrier所引領的『超越綠色』(Hypergreen)
概念：以世界大城市為主體設計的多功能的大樓，使用最新的營造方法及科技來達到高度的能源自給自足。」聯合科技公司電力部門總裁Jan
Van Dokkum表示：「未來的建物應該在能源上自給自足且為碳中性排放(carbon
neutral emissions)，這可以藉由整合再生能源到建物設計，優化支援系統的能源效率，並且善用地理上的優勢以及與文化上可接受的建築實務來達成，而這個能源與碳中性設計的願景，是我們須要擁抱以達成建物永續性的必要演化過程。」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執行長Björn
Stigson指出：「更聰明及有效率地在建物中使用能源，將可協助我們保存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及處理氣候變遷問題，我們相信這個倡議行動能提供更具成本有效性的解決方案。這個專案將討論下一世代所居住的建物，如何達到能源自給自足以及環境友善性，我們的夥伴來自於擁有科技專業的產業領導者，而這個專案也顯現出，沒有單一的組織或政府可以提供解答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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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lanetark.com/dailynewsstory.cfm/newsid/35848/story.htm
Climate Change
Capital成立於2005年，目前有1.5億美元的基金，投資在世界各地的CDM計畫，該公司指出，只要碳可計價，市場流動範圍愈大，自然而然便可發展出更有創意的減量方式，立法者便可以訂出更積極的減量目標。目前許多交易市場的人士都在期待CDM所取得減量排權證(CER)，可以很快地轉換成歐盟交易體系(EU
ETS)的配額，進而可在EU
ETS交易。2005年歐盟的交易額達54億歐元，全球信用額度的交易則超過90億歐元，位於奧斯陸Point
Carbon的分析師指出，這些交易是2004年的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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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http://www.socialfunds.com/news/article.cgi?sfArticleId=1943
提出一連串的問題是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方法，而回答問題常會演化成一種制度，持續地定義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在「策略性的企業社會責任」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age Publications 2006)這本書就從兩個主要的問題來討論，包括「誰定義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間的界限？」、「公司、股東及其他利害相關人的利益是可以調和的，還是本來就相衝突？」，嘗試提供一個架構，讓讀者從中探索與回答這些問題，進而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同時這本書嘗試從一個實務學上的角度，來釐清圍繞在企業社會責任周邊的困惑，從豐富的案例研究中，提供資源並激盪出想法。「社區事業協會」
(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簡稱BITC)發展部門主任，暨「商業敬意」(Business
Respect)通訊的編輯Mallen
Baker在本書的序言中寫到：「『策略性的企業社會責任』這本書致力於撥開圍繞在企業社會責任周圍的雲霧，作者William
Werther以及David
Chandler幫助我們去了解，一旦你了解企業社會責任對於核心事業的策略性意涵，你就會對於商業原則的應用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本書的第一部份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楚且全面的企業社會責任概述，作者以三章的篇幅，深入地解釋作者所謂「策略性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意義，與公司為何需要從策略性的角度來看待企業社會責任，然後利用環境、策略、能力與結構(environment,
strategy, competencies, and structure，簡稱E.S.C.S.)來觀察企業社會責任。兩位作者說：「形塑策略的能力以及組織的支援已不再是成功的保證，對廠商來說，考量社會與利害相關人對其營運面上的期望將更顯重要。」他們並補充：「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濾器』(CSR
filter)是一種概念式的篩選，意指公司就策略及戰術上所形成的決定，會就此決定對公司不同利害相關人的衝擊來評價。此目的在於產生一個可執行的策略，並使其之執行對各利害相關人有最適當的效果。」除了這個策略性的思考角度，本書也把焦點延伸到利害相關人的思考角度，論述利害相關人的需求與要求，現已在企業的決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第四章談論如何執行處理廠商需求及其利害相關人需求，以及相關短、中、長程目標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本書的第二部份則分別以「組織的利害相關人」、「經濟的利害相關人」、「社會的利害相關人」，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的特殊案例」四章來進行案例研究。Baker在前言中寫到：「兩位作者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案例研究清單，提供一個真正聚焦在做不好，以及在好壞間掙扎的案例，而不是僅有最佳實務的案例。」嚴格來說，這些案例研究是本書的牛肉，代表了成功或失敗的典型，也就是說，作者澄清了企業社會責任無法套用公式，且呈現這些案例研究的目的在於建議策略意見的範圍，而非訂定一個一體適用的解決方案。案例研究中探討了福特汽車如何處理環境永續性，星巴克咖啡如何結合公平交易(fair
trade)、花旗集團如何在雨林行動聯盟(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的壓力下採行永續的金融業務，也探討社會責任型投資(SRI)及微額貸款(microlending)。這些案例研究的呈現同時顯露其優點與弱點，以極有限的篇幅囊括了案例複雜的狀況，但也因此過度簡化了案例的複雜性。舉例來說，在福特汽車的案例中，作者讚賞福特公司發佈他們第一份的氣候變遷報告，以及以綠建築的概念整建其位於Rouge河旁的密西根廠，也大力改善了Rouge河的生態環境，然而此案例對於環保人士大力批判福特汽車所生產之車輛的燃油效率位居主要車廠之末一事，也給予福特汽車一些憐憫。每一個案例的材料來都自好幾個管道，大部分是網路上的資料，這也顯現其優點與弱點，其優點在於將各種不同的觀點呈現於一堂，但對於引用的來源缺少一個較嚴謹的評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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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reenbiz.com/news/news_third.cfm?NewsID=30537
道德企業(Ethical
Corporate)公佈了一份新的研究結果，比較了美國與歐洲在企業-非政府組織夥伴關係上的態度。報告指出，美國企業渴望成為慈善家，對於各種慈善事由都大方且有效地給與，而歐洲的公司則在與非政府組織進行有意義的議合(engagement)上取得領先地位。這份報告係基於與來於企業、非政府組織、政府單位、工會團體、顧問業及夥伴關係媒介公司、智庫與媒體的100位專業人員的訪談結果。其中來自於相當知名的一家英國夥伴關係媒介公司表示：「歐洲企業對於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是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但在美國，非政府組織被視為激進份子，美國企業不會浪費時間在這上面。」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厭倦了聽到那些已廣為人知的夥伴關係成功故事，反而想知道那些默默無聞的計畫。許多人仍然對夥伴關係存有相當多的懷疑，認為公司與非政府組織應該更強化他們的傳統角色，而非去尋求一些複雜且難以解決的共同基礎。然而，大多數的回應者認為兩方的態度都在轉變，非政府組織變得更實際、更彈性，少了些教條並更渴望從企業界尋求解答，企業也開始正視與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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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與其他非政府組織控告歐盟執委會，將非企業利害相關人排除在推廣企業社會責任的計畫中。在這份歐盟執委會發佈的草案文件中，執委會提議建立一個由企業領導的歐洲企業社會責任聯盟，扮演一個優秀標竿的角色。這個聯盟可視作為達成最近才重被提起，聚焦在創造就業與經濟成長的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的一種企業自發性貢獻。至於從像是勞工團體及環保團體這些其他利害相關人來的投入，在文件中提到「一個全新的政治方式是必須的」。與所有利害相關人對話是重要的，但大家必須接受「企業是主要角色」。由歐洲地球之友協會(Friends
of the Earth Europe)帶領的一個非政府組織聯盟對此轉變表示不滿，這個團體質疑這份草案文件的基礎來自於在2002年至2004年所舉辦的多方利害相關人歐盟論壇，執委會現在忽略了當初的許多建議，包括報告要件、獨立監測及國際標準。NGO團體把焦點指向歐盟企業委員Günter
Verheugen，認為他已成為歐洲環境運動及其他綠色政策的禍根。此團體宣稱這份文件草案已落入黑色深淵，並控訴Verheugen先生綁架了程序。歐洲地球之友的發言人表示：「此文件不在於改善歐洲企業的環境與社會衝擊，而僅在於讓歐洲企業如何更有競爭力與獲利能力。」此草案文件的其他元素包括了意識提升的計畫，特別是對中小企業，分享在歐盟內的最佳實務，並整合企業社會責任至整個歐洲政策。執委會計畫在年底前針對所有的利害相關人舉辦一個會議，討論相關的進度。執委會在獲得授權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準備發佈此草案文件，如果從發佈企業社會責任的討論文件(ED/19/07/01)算起，更經過了將近5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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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由企業領引的企業社會責任聯盟，在2006年3月19日由歐洲執委會宣佈成立。根據歐盟企業委員Günter
Verheugen的說法，此聯盟將協助調和歐洲的經濟與環境目標。在一份伴隨而生的文件中，執委會要求歐盟企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超越最低的法律義務，讓歐洲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傑出之地。在成立大會上，擔任歐盟企業社會責任企業聯盟主席的Etienne
Davignon說：「自願並不意謂著缺席。」他表示，歐盟的企業正在許多領域執行不同的專案，像是永續的供應鏈管理、多元化實務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減量。歐洲企業社會責任發言人告訴記者，公司已經開始視企業責任為一個商業議題。「他們清楚地看到營運一個永續的企業所帶來的商譽價值，這些專案在一個自願性的架構中成功地發生了。」在此事件中，歐洲愛普生公司的執行長Ramon
Ollé描述企業社會責任為「一個競爭力與創造就業的重要元素」，Ollé先生強調承諾環境改善應該成為一個標準的企業實務，他說：「企業應該鎖定目標在持續開發更具能源效率的產品。」愛普生的執行長目前與好幾家歐洲的大學合作，設計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的學習講義，他表示：「企業社會責任應該在大學中被廣泛地教導，如此我們未來的員工與經理人，才會在進入企業界前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有足夠的認識。」聯盟的其他成員還包括福斯汽車(Volkswagen)、微軟(Microsoft)、巴斯夫(BASF)、Arcelor、英國石油(BP)、英特爾(Intel)、歐洲豐田汽車(Toyota
Europe)以及歐盟的商業組織Unice與Ueapme。環保人士批評此倡議行動，抗議排除了非企業利害相關人。Verheugen在3月19日強調執委會仍非常重視多重利害相關人對話(multi-stakeholder
dialogue)。他表示，沒有民間團體的建設性批評與支持，企業社會責任將無法茁壯繁茂。這個企業社會責任聯盟將推廣一系列的行動，包括意識提升行動與最佳實務交換、教育以及在歐盟的政策中融入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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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cialfunds.com/news/article.cgi/1968.html
量測企業社會與環境績效的方法並不缺乏，像是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或是女性與有色民族的就業率與董事會成員比例都算是個代表，其所欠缺的乃是一個可以評估企業行為對於社會與環境所形成之真實衝擊的方法，也就是量測企業社會責任行動實際邁向真實永續性的程度。2006年3月下旬，位於佛蒙特州的永續創新中心(Center
for Sustainable Innovation，簡稱CSI)發表一個名為「社會足跡」(Social
Footprint)的新企業永續性量測與報告方法。CSI執行長Mark
McElroy表示：「『社會足跡』是第一個能正確地計算一個組織對社會盈餘(bottom-line)所造成之真正衝擊的非財務報告方法。其他的方法，像是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的綱領，是一個表達投入(top-line)面衝擊的方法，只有『社會足跡』可以去比較投入面衝擊與真正人類社會先決條件間的落差，從而得出一個組織的社會盈餘衝擊。」社會足跡的基本概念是由CSI與荷蘭Groningen大學共同發展出來的，相單的簡單，其關鍵在於比較，以比值或商數的方式來量化。舉例來說，在一個特定地理區域內每年生產1000萬加侖的淡水(分母)，在此區域內的人們每年耗用1500萬加侖的淡水(分子)，則此商數為15/10，或1.5。生態永續性要求的是聰明地保存稀有資源以供未來使用，所以從這個例子中可以清楚看到在現有資源與耗用間出現落差，說明了當商數大於1.0時是不永續的，而我們把此比例式上下倒轉，就是來評估社會的永續性。McElroy先生解釋：「不同於人類無法創造生態資本，社會資本是由人們去創造且能隨心所欲地實際成長，為了符合我們的需求，我們總是能調整其供應量。因此，社會資本不是指『我們所賴以維生的』以及『我們所使用的』之間的落差，而是指『我們所需要的』與『我們已經決定製造或讓其可取用的』之間的落差，而此落差必須被填滿。」他補充：「對於社會盈餘(或商數)來說，規則恰相反，任何小於1.0的情況都是不永續的。」例如，假設一個社區每年需要1000萬美元的兒童教育經費，卻只用了200萬美元，則此商數為0.2，代表了社會不永續性。讓我們回到真實的企業案例中，以杜邦公司2001年到2003年的淡水耗用數據為分子，Pacific
Institute所提供在相同時間內的淡水可取用量數據為分母，結果在生態商數上，2001年為1.37，2002年為1.17，2003年為1.13。McElroy先生指出：「因為生態永續性要求商數須小於1.0，杜邦公司雖然每年都有改善，但依此商數顯示，杜邦公司在淡水耗用上仍是不永續的。」有趣的是，人這個因子被整合至「社會足跡」的計算式中，為了降低抽象程度並加強人的關聯性，「社會足跡的衡量單位為「人尺」(people
feet，簡稱PF)，比擬人類創造出的社會與環境衝擊會涉及的人數。McElroy先生說：「『社會足跡』的最高目標是提出個人化的永續性報告，也就是發佈的不僅止於組織的或集體的分析結果，也能代表每個人的負擔、利益損害，或對於相關產出的貢獻。」因此，對於營運上是社會不永續的公司，我們應該可以呈現每一個員工的不永續程度，進而使每一個員工能了解其個人對於組織永續性績效上的貢獻度。以一個實際案例來比較公司在特定的永續性標的的績效，威名百貨(Wal-Mart)對於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簡稱MDGs)的貢獻度，CSI計算了威名百貨在2002、2003及2004年的績效分別為0.10、0.12及0.17，遠低於目標社會商數1.0的水準。CSI應用相同的方法比較「社會足跡與其他量測企業社會與環境績效的協議，像是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的綱領。事實上GRI並未提供一個商數方法，讓報告者可以展現每年在社會與環境績效上的改善程度，雖然他們真正的盈餘績效在與永續性標準相較下可能更遭。「社會足跡」的其他優勢包括他的彈性，它能被修改來顯示各種社會與環境績效標準下的績效，像是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它也能在任何地理分析尺度(當地的、地區的、國家的或跨國的)下進行計算。最後，「社會足跡」為十進位制，能快速地與財務報告整合，增進了此方法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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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與永續發展
http://www.socialfunds.com/news/article.cgi/1944.html
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在3月31日前，徵求各界對於第三代永續性報告書綱領（簡稱G3）的意見，身為GRI利害相關人委會員成員，或參與3個工作小組的許多社會責任型投資(SRI)機構或個人，自然不會落於人後，以求改善G3初稿的一些缺失。服務於G3人權指導小組(Human
Rights Advisory Group)的David
Schilling表示：「GRI的永續性報告書綱領已成為公司在報告環境與社會性議題上的主要架構，因此好好地利用這個機會來改進指標與整個程序，對GRI來說是見很重要的事。我們鼓勵所有的ICCR會員協助進行評論。」Schilling牧師同時也是企業責任信仰中心(Interfaith
Center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簡稱ICCR)的「承包供應商與人權」專案的主任，ICCR是由275個有相同信仰的機構投資人所組成的聯盟，資產管理總規模達1100億美元。Schilling牧師向記者表示：「」有些SRI的倡議者把焦點放在個別指標上，例如ICCR的HIV/AIDS核心小組就針對有關於HIV/AIDS的指標「LA8」，提出一些非常特殊的修訂建議，以充實這個指標的內涵。ICCR的「健康照護」專案主任Dan
Rosan指出：「MMA
Praxis的Mark
Regier、Boston
Common Asset Management的Lauren
Compere和我建議將LA8指標拆分成3個指標，因為這樣做才能強調行為改變及預防、檢驗、治療的重要性，而現在這個指標並未提到檢驗與治療。我們了解GRI不可能去拆成3個指標，但我們希望至少可以修改目前指標上的用語。」核心小組也建議將LA8延伸到肺結核與瘧疾這兩種疾病，因為WHO認為，同時處理這三種疾病是處理共同傳染且降低公共衛生與經濟衝擊的最好方式。除了針對這些特定層級的議題之外，SRI界的成員也對整體性的議題有興趣。社會投資論壇(Social
Investment Forum，簡稱SIF)的工作小組，社會投資研究分析師聯盟(Social
Investment Research Analyst Network，簡稱SIRAN)也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來收集彙整大家的意見。參與G3報告綱領步驟工作小組(Process
Working Group)，也是SIRAN共同召集人的Steve
Lippman表示：「我們覺得GRI網路式意見收集程序，鼓勵更多的機構和個人投資人提供意見，我們同意提供一些關鍵意見而不對所有的指標提出看法，尤其我們希望GRI要確保新的『管理方式揭露』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可以涵蓋管理系統、目標、監測、透明度上的特定元素，以及與賠償有關的事項，以確保這些討論提供一個清楚的圖像，了解公司在管理社會與環境議題上的政策與實務，而不僅是填滿些空泛的陳年老調。當然在轉向更多量化指標的同時，可能出現非預期的後果，也是我們要考量的。」Schilling牧師回應這種看法，並舉例說明。擁有強力的供應商管理系統，嚴格地執行供應商行為規約的公司，從量化指標的角度來看，可能比一家監測系統薄弱的公司來得差。Schilling牧師指出：「在G3中提高可量化指標的數量是毋庸置疑的，量化的數據易於以一種清楚的方法來進行跨期比較及追蹤績效。但如果你看過一些較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像是Gap、Reebok以及Nike製作的，他們不僅是在傳達像是違反行為規約(各地特有的及全球一致的標準)的數據，也提供讀者需要的定性資訊，使讀者能更廣泛地了解報告書的內容，並評估公司的政策、執行成果、監測系統、補救措施，以及策略性的思考與規劃。」在SIRAN的會議上，與會者也認為G3草案未解決報告等級這個議題，因為在G3草案中僅提供「參考」(with
reference to)及「依照」(in
accordance)此綱領兩種選項，但對中小企業的應用上，應該需要有更多介於這兩者間的等級以資區別。GRI利害相關人委員會的成員暨Calvert社會責任投資策略部門主席的Julie
Gorte認為：「我們認為針對第一次製作報告書的公司，提供一個報告等級上的協助與指引是非常重要的。對一個第一次製作報告書的小公司來說，要使用整套的綱領的確會讓他們卻步。就從我去年製作完成Calvert的永續發展報告的經驗，這對小公司來說的確會是個沈重的負擔，即使對Calvert，一個較許多其他公司可能更了解GRI綱領的公司來說，完整應用GRI綱領也不容易。」Gorte博士重新聚焦在GRI對永續發展的正面貢獻上，他表示：「我知道有許多人對GRI有所批評，有些人也參與在GRI的利害相關人委員會中，這正是被期待的地方，事實上，這也是利害相關人委員會存在的理由之一，成為GRI的一個非常誠實的自我批評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最好的想法」。她補充說：「GRI是一個有生命的組織，而GRI綱領也是個有生命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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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bcsd.org/Plugins/DocSearch/details.asp?DocTypeId=32&ObjectId=MTgzNzg&URLBack=%2Ftemplates%2FTemplateWBCSD2%2Flayout%2Easp%3Ftype%3Dp%26MenuId%3DMjI2%26doOpen%3D1%26ClickMenu%3DLeftMenu
根據清潔科技創投網(Cleantech
Venture Network，簡稱CVN)所發佈的數字顯示，美國的創投公司投資在清潔科技(clean
technology)公司的資金已超過投資在半導體業的金額，這使得清潔科技產業在創投投資類別中已躍居第五大投資金額的產業。CVN也指出，根據紀錄，2005年第四季，投資於北美地區清潔科技公司的創投資金達5億200百萬美元，較前一季增加18.1%，較前一年同期增加59.8%。CVN的母公司清潔科技資本集團(Cleantech
Capital Group)的董事長Nicholas
Parker表示：「我們非常高興看到創投資金對清潔科技產業的挹注連續第六季成長，成為第五大創投投資產業，僅次於生物科技、軟體、醫藥與通訊產業。」根據CVN的統計，2005年最後一季，清潔科技的創投投資金額佔整個北美地區創投投資金額的9.9%，而前一季是7.8%，2004年同期為5.5%。CVN追蹤了2005年最後一季的73個投資案易，平均每一個投資案的投資金額為688萬美元，而根據CVN的統計數據，2005年全年北美地區投資於清潔科技產業的創投資金超過16億美元，較2004年增加34.9%，也就是4億2300萬美元。清潔科技資本集團的執行長Keith
Raab指出：「清潔科技資本集團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資本，佔全體投資5億200百萬美元中的3億6140萬美元。」，他接著補充：「在2005年第四季最大的5個投資案，佔全體投資額的32.3%，分別是Nanosys的4000萬美元、Cellfor的3200萬美元、Lilliputian
Systems的3020萬美元、Advent
Solar及Synthetic
Genomics各3000萬美元。」CVN為清潔科技下了個「以知識為基礎的產品與服務，以更優質的方式使用天然資源，降低生態衝擊並增加經濟價值」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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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cialfunds.com/news/article.cgi/1955.html
英國的社會責任型投資全球指數FTSE4Good在2006年3月剛完成其半年審查報告，共有19家企業被摒除於成份股名單，但也增加了40家公司進入成份股名單。FTSE4Good指數的哲學在於設定企業社會與環境責任的達成標準，進而提升永續性的達成度。FTSE集團的執行長Mark
Makepeace表示：「FTSE4Good指數扮演一個鼓勵公司的動力源頭，讓公司更認識用於社會責任型投資的評斷準則。我們與投資人、公司以及其他有興趣的團體一起合作，開發並鼓勵企業負責任的行為，進而提升股東價值。」被除名的19加成份股，有18家是不符合環境面的準則(FTSE4Good在2002年提升了其嚴格度)，只有一加拿大的鎳製造商Inco因不符人權(FTSE4Good在2003年提升了其嚴格度)準則而被除名。18家因不符環境準則而除名的公司，有16家為美國企業，有顯著的地理關連性，同時這16家美國企業也集中在三個產業別中。有四家被除名的美國企業屬於休閒旅遊公司，包括Cendant、Darden
Restaurant、Hilton
Hotels以及Starwood
Hotel and Resorts。零售業則有Dollar
General、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s、Lowe’s、Nordstrom以及RadioShack這5家被除名，5家金融機構，Ambac
Financial、Bear
Stearns、Janus、Northern
Trust及Washington
Mutual也名列榜上。社會責任型投資評等常被認為有「羅生門效應」，由於人類的認知有高度的主觀本質，同一件事情而有不同的解釋。在這個案例中，被FTSE4Good除名的Bear
Stearns，在2005年9月才被道瓊永續性指數列為成份股。FTSE4Good的社會責任型投資研究資訊來自英國的道德型投資研究服務
(Ethical Investment Research Service，簡稱EIRIS)
公司，而道瓊永續性指數則是由瑞士的永續資產管理(Sustainable
Asset Management，簡稱SAM)公司為其社會責任型投資研究機構。兩個指數以不同的思考角度進行分析，道瓊永續性指數採取同業中最好(best-in-class)的方式來獎勵所有產業中的最佳永續發展實務，而FTSE4Good則將特定的產業放在一起篩選。然而，不同方式為何造成Bear
Stearns這家公司不同的評選結果則並不明確。除名名單的地理集中性可能對FTSE4Good美國精選指數(FTSE4Good
US Select Index)造成明顯的影響，原本FTSE4Good美國精選指數為Vanguard
FTSE社會指數(Vanguard
FTSE Social Index)的比較標竿(benchmarking)，但在去年已改用Calvert
Social Index (CALVIN)
為追蹤標竿。有趣的是，FTSE4Good增加的成份股卻來自於10個不同國家的公司，其中最集中的國家分別為英國(13家)、日本(8家)、美國(6家)與澳洲(4家)，同時這新加入的40家公司，也來自於各個不同的產業。但我們也看到兩個指數對於高盛銀行卻有同樣的評價，都將其列入成份股中。然而將特定公司列入成份股必然會招致爭辯，當然在FTSE4Good的新進榜單中也沒有例外，例如在新進榜單中的Bridgestone公司是Alien
Tort Claims法案2005年11月的被告，控訴理由是「強迫勞動，等同於現在的奴隸制度」。新進榜單中的Smithfield
Food公司也是因允許豬糞排入北卡羅萊納河流域，而為三件違反環境法之訴訟案的前被告。Smithfield
Food才在2006年1月，就其中兩案被裁決與Waterkeeper
Alliance作成協議，改善其養豬場之環境管理系統。Smithfield
Food公司在2005年拿到最後一張的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使其全美的各個養豬場，以及所有的豬、牛肉加工廠都獲得ISO
14001證書，而此結果發展無疑是FTSE4Good最後將其納入成份股的重要因素。</ | 
